——訪中國音協管樂學會主席，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，國家一級指揮家于海
于海：1955年3月生于山東日照，1970年考入解放軍軍樂團，1978年起先后師從著名指揮家呂蜀中和黃飛立教授學習指揮。后考入中央音樂學院指揮系。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，國家一級指揮，中國音協管樂學會主席，中國音樂家協會理事，中國指揮家學會理事，中國交響樂發展基金會理事，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津貼。被國內外媒體稱為“最具人氣和影響力的軍旅指揮家之一”。
記者：您參加過四代領導人檢閱的國慶閱兵大典，請問哪一次最讓你記憶深刻？當您站在指揮臺上時心里是什么樣的感覺？
于海：我一生中最激動的時刻就是能夠參加國慶閱兵大典。1970年，我作為當年聯合軍樂團最年輕的隊員，向毛主席站立的天安門城樓演奏單簧管；14年后，我作為聯合軍樂團最年輕的分指揮，又一次站在了天安門廣場，接受了鄧小平等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檢閱；1999年50年國慶大閱兵時，我成為了當年聯合軍樂團的總指揮；2009年，我再次亮相60年國慶大閱兵。這些時刻都是我人生中十分榮耀的時刻，我感到無比的自豪和榮幸，特別是在宣布“升國旗，奏國歌”時，音樂伴隨著我的拍子奏出的那一刻，我是感到萬分激動和神圣。在這兩次總指揮中，1999年那一次是我較為緊張的，我需要領導一千多人的聯合軍樂團，在此之前，整個團隊為了要達到準確無誤的演奏，排練了無數次，做了無數次訓練準備，這些的辛苦都是常人無法想象的。宣布奏國歌時，全場肅靜，我下拍子的一瞬間，升旗手就要作出動作，整個過程要求二者達到完全同步，因此，二者之間的配合是很有壓力的，我的起拍必須十分準確。雖然首次面對這么大的壓力和挑戰，但最后我們還是幾乎完美地完成了整個過程。這些鍛煉讓我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，自身也變得成熟，所以在以后在面對大型活動和重大場面時，甚至包括北京奧運會上指揮國歌演奏時，我都是自信滿滿地完成任務的。
當我一站在指揮臺上，面對著一個樂隊，我就要清楚需要統一到什么標準，這是一種工作，是一種狀態。我站到臺上，去帶領大家，我就到了一種自然的狀態中，如果說我想可以營造、刻意想表現什么，沒有。我到臺上就是要把音樂處理好，在這個處理的過程中，我自身也會得到一種享受。
記者：在世界音樂歷史上涌現出了數不勝數的音樂大師，您最喜歡的是誰，為什么？
于海：我喜歡的音樂大師有很多，相比較而言，俄羅斯作曲家、音樂教育家，被譽為偉大的俄羅斯音樂大師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我最喜歡。喜歡他是因為他的音樂寫的非常細膩，內心刻畫地非常準確，而且他用了最簡單的手法、最簡便的一些方式，在音樂里面運用的如此之深、如此之美，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。之前我買了很多不同版本“柴六”的CD，習慣性地邊聽邊挑出其中出現的小毛病，或者記下某個版本某一小節對于速度、節奏和情感的把握，然后關著門自己一個人在家琢磨。他的音樂值得一遍一遍地仔細咀嚼，而且每次都會有新的體會和收獲。他的那些旋律，那么一個簡單的二度，變化節奏，那么透徹，那么準確。
為了更好地理解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世界，此我還專門去了俄羅斯——柴可夫斯基的故土，去切身感受其中的文化氛圍，因為你要想了解他的音樂，你必須和他的音樂靈魂合二為一。
